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面臨的

挑戰及對策建議

于明 樊睿

近年來，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迅猛崛起，產業規模穩步增長的同時帶動了經濟高質量發展[1]。新一代信息技術成為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已經進入創新突破、深入滲透、擴散應用的加速發展期，新一輪科技革命迎來多點爆發式發展，在多學科、多技術領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為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各國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這就要求我國突出重點，著力突破，力爭在關鍵領域搶占競爭制高點。

一、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當前面臨的挑戰

（一）產業核心關鍵技術亟待突破

長期以來，我國在產業技術發展方面對國際化、全球化依賴過高，主要滿足于改良式創新，同時，由于高端復合型人才及其創新能力目前還不足以支撐我國核心技術產業完全自主創新，盡管近些年來，中央企業在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積極行動，創新能力明顯增強[2]，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構筑技術和產業聯盟，長期壟斷產業尖端技術。根據歐盟委員會2022年全球研發投入2500強企業排行榜，我國上榜企業678家，利潤為4420億歐元，而美國上榜企業為822家，利潤高達9219億歐元，我國上榜企業利潤只有不及美國企業的一半。此外，我國基礎科技成果轉化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通過對2022年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企業研發投入占比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最高，約為40%，我國約為18%，研發投入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二）核心裝備、關鍵基礎材料和CPU芯片多依賴進口

我國在關鍵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先進制造工藝、產業核心技術水平與自主可控能力等方面，與世界制造強國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在光刻機、芯片、操作系統、核心工業軟件、核心算法等諸多領域，我國都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情況[3]。雖然部分零件實現了國產，但核心裝備卻依賴進口[4]。材料也是我國工業領域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制約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很多領域被“卡脖子”主要是因為材料問題未能解決[5-6]。根據工信部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的調研，32%的關鍵材料在我國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7]。鑒于設備對海外高度依賴，材料無法長期備貨，外部環境惡化可能導致上游供應短缺，存在風險。我國集成電路制造業的設備和材料高度依賴進口，貿易全球化受阻帶來的供應鏈采購風險也成為了我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面臨的重要不確定因素之一。

（三）不同領域數字化轉型差距明顯

面對數字時代，我國提出了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加快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建設，用數字化變革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的變革。但由于不同行業、區域、群體的數字化基礎不同，數字化發展差異明顯。首先，不同行業之間數字化進程不同。例如農業、工業等傳統產業尚處于數字化轉型的起步階段，核心工藝技術尚未找到合適的融合發展方式，相對薄弱的數字基礎又難以匹配新一代信息技術落地要求。同時，我國中小微企業較多，受困于市場規模較小、實施周期不明確、人才短缺等問題，數字化轉型也相對滯后[8]。從發展區域來看，新一代信息技術企業呈現出明顯的區域集群，東西部和城鄉數字化轉型發展不平衡明顯[9]。

二、新一代信息技術未來發展趨勢

（一）下一代信息網絡產業

目前，我國移動通信實現了2G跟隨、3G突破，4G同步、5G引領的跨越發展，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10]。長遠來看，下一代網絡不再提供單一的通信服務，而是以綜合信息服務環境呈現。隨著寬帶接入和互聯網的普及，下一代網絡將作為國家重要的基礎設施，為廣大用戶提供各類信息服務，并吸收互聯網靈活開放的優點，將呈現一些新的趨勢。

（二）集成電路制造產業

集成電路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基礎和核心，呈現兩大發展維度[11]，一個是遵從延續摩爾定律（More Moore）驅動的先進工藝，側重于工藝持續微縮；另一個是遵從拓展摩爾定律（More than Moore），側重于滿足功能的多樣化，從應用需求方面驅動發展，即成熟/特色工藝。新型半導體材料的發展推動集成電路芯片制造工藝持續迭代，豐富了集成電路產品線。“東數西算”的推進拓展了數據中心和高性能計算等應用場景，促進了異構計算、存算一體等技術發展，提升了高可靠性、低功耗、高算力的集成電路產品性能。

（三）新興軟件和新型信息技術服務

我國軟件與信息技術服務業主要范圍包含軟件產品、信息技術服務、嵌入式系統軟件。隨著國家數字經濟的建設，行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各領域用戶的軟件與信息技術需求已從信息化向數字化轉變，需求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

未來我國將圍繞軟件產業鏈，一方面穩固上游，夯實開發環境、工具等產業鏈上游基礎軟件實力，攻堅中游，提升工業軟件、應用軟件、平臺軟件、嵌入式軟件等產業鏈中游的軟件水平；另一方面是做優下游，增加產業鏈下游信息技術服務產品供給，增強專業化細分，以具體行業客戶需求為中心，推出具有實物形態的工業級或消費級軟硬件一體化產品。

（四）人工智能

ChatGPT的問世引發了新一輪人工智能革命，人類與機器、技術與產業、虛擬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改變。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是指在多個領域應用廣泛的大型深度學習模型，行業大模型是專門針對某個特定行業所設計的大型深度學習模型。

基于通用大模型的基礎能力，針對行業領域知識和業務場景需求，發展行業大模型已成為技術發展的必然趨勢。行業知識積累和經驗可以被應用到模型中，提高模型的質量和準確性；另一方面，行業大模型可以通過學習不斷更新迭代，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行業趨勢，做出更為準確的商業決策。目前，我國已逐步建立起涵蓋理論方法和軟硬件技術的體系化研發能力，結合國內龐大的實體產業基礎、現代化產業體系，對于人工智能技術與行業應用的深度融合有著迫切的實際需求，為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實踐空間。

（五）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技術是量子力學和信息技術交叉融合而產生的前沿科學技術，利用量子系統“狀態”所帶有的物理信息，通過量子系統的各種相干特性（如量子并行、量子糾纏和量子不可克隆等）進行測量、計算、編碼和信息傳輸的全新信息方式。量子信息技術存在多學科交叉性、快速發展性的特征，主要包括量子通信、量子計算和量子測量三大領域。

整體來看，目前量子信息處于從科學研究發展到產品應用的階段，我國與全球保持同步，并在量子通信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北京、上海、重慶、廣東等地方通過具體規劃、專項方案等將量子信息作為未來產業或新型基礎設施、數字技術等領域的重要內容予以支持。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進一步支持下，經過5-10年的培育，量子通信產業鏈將更加完整、市場更為繁榮，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競爭優勢的規模效益好、輻射帶動能力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六）工業互聯網

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處于起步探索轉向規模發展關鍵期，當前及未來最有潛力上云的工業設備企業包括五類[12]：一是高耗能設備，如煉鐵高爐、工業鍋爐等設備；二是通用動力設備，如柴油發動機、大中型電機、大型空壓機等設備；三是新能源設備，如風電、光伏等設備；四是高價值設備，如工程機械、數控機床、燃氣輪機等設備；五是儀器儀表等專用設備，如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氣表等。

（七）算力網絡

算力網絡是一種在云、邊、端之間按需分配和靈活調度計算資源、存儲資源以及網絡資源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是支撐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底座。隨著數字中國建設走向深入，各區域更重視算力網絡建設并與地區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緊密結合，探索數據驅動的發展模式創新。

2021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等四部門聯合印發《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算力樞紐實施方案》（發改高技〔2021〕709號），明確提出“構建數據中心、云計算、大數據一體化的新型算力網絡體系”，布局設立了8個國家算力樞紐節點開展“東數西算”工程，國家“東數西算”政策是對未來核心生產力及生產資料的重要配置，旨在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掣肘問題。在2030年前打造建成綠色低碳、東西調度、數據流通、應用繁榮、安全可靠的全國算力“一張網”。

三、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創新技術研發協同組織方式

采用多元化政策工具，搭建發展平臺載體，充分利用重大專項、制造業轉型升級基金等機制，加大對數字“新基建”、兩化深度融合共性技術研發及產業化等工作的財政支持；建立政府、投資機構、學術界、企業等多元主體參與的聯合創新機制，骨干企業承擔基礎性、戰略性、關鍵自主性、前瞻性的任務，整合產業鏈上下游的研究力量，盡快突破一批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和標志性產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人才培養建設，組織高水平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聚集和培養優秀科學家、開展高層次學術交流。充分發揮科研、教育、生產不同社會分工在功能與資源優勢上的協同與集成化，加強技術創新上、中、下游的對接與耦合，共同開展技術研發、試驗驗證和產業化應用，加強核心技術攻關，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重點領域，匯集力量突破共性技術難關，深化與企業協同創新機制，加速尖端技術的自主攻關著力解決“不敢用”瓶頸。

（二）激發人力資本的創新潛能

加快提升支撐創新能力的關鍵要素，整合骨干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研發中心、科技產業孵化平臺等各類創新資源，主動布局多元化、協同化的前沿技術研究體系。提升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相關的學科專業水平，推動高校開展涉及不同領域的交叉學科，解決學科“交叉”“融合”“跨界”所對應的難題，培養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瞄準未來10至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顛覆性技術，突破技術壁壘，提高創新能力，著力培養能夠引領未來發展的技術創新領軍人才。支持中央企業研究項目與產業園區、孵化器、高校院所開展合作，政府與企業在戰略性新興及未來產業領域共同推進常駐研究員等方式，培養專業性、戰略性、儲備性人才。

會同研究院所、行業組織協同推動兩化深度融合、工業互聯網、數字化轉型等領域國家人才的培養，加快建立多層次、體系化、高水平的人才隊伍。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工程實訓基地、應用創新推廣中心和創新合作中心等創新載體，打造產學研融合、區域協調聯動和公益商業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鼓勵企業創新激勵機制，建立適應兩化深度融合發展需求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評價機制，完善技術入股、期權激勵等人力資本收益分配機制，充分激發人力資本的創新潛能。

（三）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在全球范圍內提升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要素供給、創新供給、生產供給能力，通過全面擴大開放實現國內國際市場的深度融合。強化國內外戰略性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的關聯互動，支持國內企業進一步加強與國外研發機構的實質性合作。一方面，考慮對外投資布局一些非自身主業但對國家產業戰略有幫助，或者有利于增加談判籌碼的領域與項目。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鼓勵我國科學家發起和組織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利用國際創新資源。

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與國際標準發展組織開展廣泛的合作，在主要國際標準發展組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電工委員會和國際電信聯盟等）及其下設的技術委員會（TC）和分技術委員會（SC）等中爭取更多高級職位，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提升中國自主標準的國際化水平和國際標準制定的主導力。

（四）筑牢信息安全防線

完善新型融合性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加強產業核心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深化行業網絡安全漏洞管理，形成常態化閉環管理機制，針對行業特性搭建安全防護框架，采取網絡安全分級防護措施，優化安全監測體系，從風險發現、識別、防范、消減入手，全面強化系統安全保障。探索安全防護信息資源互通模式，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共享程度，打造動態安全防御體系，加強聯防聯保，有效降低信息泄露風險隱患，助力傳統行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推動一批融合安防先行試點的落地，精準對接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融合的安全防護需求，推廣先進網絡安全風險防范經驗，面向企業提供集約化的信息安全產品和服務，促進傳統行業信息安全能力全面提升。

四、結語

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全球化發展使得不確定性增強，國內經濟面臨的風險不容忽視。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融合創新加速，已成為大國博弈聚焦點。為對沖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多重因素造成的不利影響，世界各國除采用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之外，均在長遠布局經濟增長新動能，持續加強國家頂層科技戰略布局與戰略科技力量部署，力圖打造面向未來的科技發展先發優勢。面對多變的內外部形勢，要充分發揮國內各項資源要素的積極作用，迎接挑戰，支持和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力爭在關鍵領域搶占競爭制高點。

注：原文載自《中國工業和信息化》2023年第7期，本次發表有較大改動。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