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境外投資研究之五：

中央企業境外投資

高質量發展的宏微觀內涵

楊凱越

編者按：根據商務部2023年10月發布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截至202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7548.1億美元，當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達1631.2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2年底，中國2.9萬家境內投資者共設立境外企業4.66萬家，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地區），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8.4萬億美元。隨著“雙循環”戰略、“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實施，對企業境外投資開展系統研究，探索如何更高質量地開展境外投資，成為當前一項重要和緊迫的任務。本公眾號將企業境外投資研究成果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陸續刊發，本文是研究報告的第五部分，供業界同仁參考。

一、高質量發展的概念背景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高質量發展不只是一個經濟要求，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在宏觀層面上，高質量發展主要著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質量和效率，這一層面下追求的是整體發展的中高速趨向、優質化趨向、科技化趨向、美好生活趨向、包容化趨向、生態化趨向、全球化趨向^[1]。中觀層面，高質量發展主要強調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質量。這一層面下，高質量發展追求的是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微觀層面，高質量發展主要著眼于企業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包括更加注重品質，提高發展效率，在發展成果的分配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等^[2-4]。

（一）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義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論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規律性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形成了歷史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社會進步最顯著的發展時期。目前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整體競爭力穩步提升，但仍然沒有徹底擺脫依賴資源型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現存路徑束縛，在科技攻關、產業升級、產品創新、品牌打造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在工業化初期、中期，我國是以規模擴張為主來趕超發達國家，而在步入工業化中后期、經濟規模較大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實力和競爭力，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同時，目前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也要著力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有增長但無發展”的悖論，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轉換增長動力，進而促進社會矛盾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的解決。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在持續高速發展30余年后，突破發展路徑束縛和增長瓶頸，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也具備多方面條件。一是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革。消費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服務業占比逐年提高，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我國具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推動國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消費結構持續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轉型升級，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市場基礎。三是科技創新進入活躍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我國研發投入總規模超3萬億元，經費投入強度已達到2.55%^[5]，超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獨角獸企業數量居全球第二位，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新能源汽車等躋身世界前列，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

（二）中央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情況

“高質量發展”雖然是以宏觀層面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緣起而提出，但它也涵蓋中觀層面的產業高質量發展和微觀層面的企業高質量發展，是貫穿微觀、中觀和宏觀的高質量發展完整體系。特別是微觀層面，企業是宏觀經濟發展的微觀市場主體，也是中觀產業發展的基本組織，經濟高質量發展歸根結底需要通過企業高質量發展予以實現。無論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換，還是實施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都離不開企業的主體性作用，其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企業，在于能否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而中央企業更是國有企業的中堅力量，中央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關系著我國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等各項事業的布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央企業持續深化改革、提質增效，勇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主力軍重任，以“世界一流企業建設”行動為主要抓手，向高質量發展持續堅實行進。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中央企業高質量發展報告（2022）》顯示，十年來，中央企業綜合實力明顯增強，資產總額從2012年底的31.4萬億元增長至2021年底的75.6萬億元，年均增長10.3%。中央企業利潤總規模達到2.4萬億元，凈利潤1.8萬億元，上交稅費2.4萬億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業擁有研發人員107萬人，擁有兩院院士241名。世界一流企業建設步伐明顯加快，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央企業從2012年的43家增長到2022年的47家，進入全球品牌價值500強的中央企業從2012年的13家增長到2022年的21家^[6]。

二、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和價值創造的概念背景

基于我國關于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和價值創造等相關政策，本文對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及中央企業的價值創造進行了相關概念的解析。筆者認為，一方面，在企業戰略層面，中央企業不應僅從狹義的企業治理的視野看待“世界一流”這一目標，而應在全球戰略高度上，從國家發展戰略視角和改革目標的長遠認知上，在對企業發展階段的遠期認識上來實踐和完成這一行動。而中央企業的發展，一般要經歷國內一流企業、卓越跨國企業、世界一流企業等發展階段，世界一流企業甚至可能不是企業的最終階段目標，中央企業不僅要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更要超越世界一流，并能持續下去，成為全球領袖企業。每個階段的更替均要求企業進行價值觀、發展戰略的全面轉型和升級。另一方面，在項目層面，中央企業的世界一流目標和價值創造，離不開境外投資的布局，中央企業境外投資活動是中央企業完成并跨越卓越跨國企業階段的重要環節，對中央企業最終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背景

1.全球價值鏈發展背景

（1）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重構

全球價值鏈體系是經濟全球化最突出的標志之一。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歐美發達國家經濟自由主義的觀念推動下，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伴隨著物流、通訊等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傳統的產業鏈關系進一步延伸，比較優勢在產業分工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產業鏈分工進一步明確，生產環節不斷被細化，逐漸形成了在傳統生產關系上的價值關系，并演化成全球價值鏈體系。全球價值鏈體系在誕生之初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歐美發達國家憑借資金、技術、產業基礎等方面的優勢，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合作，并通過各種經貿協定，推動國家開放消費品、工業品和金融市場，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下，歐美發達國家通過跨國投資、產品進口和產品出口等方式，使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資料，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也為發達國家提供了更高的投資收益，形成了多邊貿易互贏的經貿格局和具有普惠性質的全球經貿體系。全球價值鏈發展和重構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區域間經貿聯系進一步加強，形成了經濟全球化下區域經貿一體化共同發展的局面，在區域經貿協定、區域經貿傳統等的支持下，區域間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產業聯系日益加強，形成了在全球價值鏈基礎上的區域價值鏈。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2019年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00年至2017年，全球價值鏈網絡出現向亞洲、歐洲、美洲區域聚集現象，區域價值鏈中心國家作用突出，其中，亞洲、歐洲和美洲價值鏈中心國家分別是中國和日本、德國和美國。2021年4月我國加入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021年9月我國正式提交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書面申請，并按照CPTPP加入程序，正在和相關成員進行接觸、溝通和磋商。

二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關鍵節點。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等產業，以及3D打印、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等新技術，都有可能在“十四五”時期形成多點突破，并從根本上重塑經濟生活和生產方式。我國近年來科研投入不斷增加，技術發展水平不斷上升，是世界上技術和創新能力最強的幾個國家之一。同時，在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有能力也有意愿將部分產業連同技術一并轉移至其他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這為我國與包括“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等實現技術轉移的境外投資合作提供了強力支撐。

三是在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發展總體形勢影響下，一方面，部分發達國家出現產業回流的局面，另一方面，海外投資的安全性和成本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跨國投資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安全性在跨國投資影響因素中權重上升，意味著新形勢下，全球價值鏈基于低生產成本考慮而盛行的離岸外包方式，將逐漸被基于低運輸成本考慮的近岸外包方式所替代，因此亞洲發展中國家在承接跨國投資中的優勢地位很可能會被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所取代，這使部分亞太地區從事外向型加工生產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下降。全球經濟環境劇烈變動帶來的價值鏈體系的深度調整和國家自身經濟發展動機，進一步增強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與我國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通過共同構建區域產業鏈和價值鏈框架，在完善自身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吸引我國跨國企業的投資，解決國內資金和技術方面欠缺的問題，發揮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發揮貿易投資的倍增效應實現經濟發展的共贏。

（2）跨國公司與全球價值鏈的關系

目前的全球價值鏈體系還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導實施的，而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變動反映著跨國公司從材料采購到產成品銷售環節的變動情況。科斯（Ronald H. Coase）認為，企業同市場一樣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在跨國公司全球化經營模式推動下，全球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在國際貿易規則范圍內，跨國公司是自身資源的絕對支配者，并通過將自身資源跨國分配促進了不同國家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主干之一就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活動有力地連接了世界各國經濟?？鐕就ㄟ^企業內部交易、非股權契約即市場交易等模式形成了跨越地理和政治的全球經貿實體。在全球價值鏈體系建立并調整的發展初期階段，全球價值鏈體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跨國公司的作用逐漸增強。跨國公司經貿活動占全球經貿活動總交易量的比例達到70%以上，反映了全球經貿過程頻繁化、規范化、集中化的趨勢。2018年在全球范圍內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營業額占全球貿易的比重超過80%。

跨國公司構建全球產業鏈主要是遵循比較優勢原則?？鐕顿Y活動中，跨國公司的所在國一般是資本較為豐裕、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而承接跨國投資的一般是勞動力密集程度更高、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典型的投資安排下，生產附加值水平低的產業被安排在發展中國家，而附加值高的產業則被安排至發達國家，從而形成了從跨國公司母國到跨國投資東道國自上而下的價值鏈格局。但隨著價值鏈低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其會希望改變自身價值鏈位置，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進行全球資產配置，因此形成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要素雙向流動的局面，也因此改變了傳統的價值鏈關系。

2.國內政策背景

企業強則國家強，企業興則國家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批能夠體現國家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引領全球科技和行業產業發展的世界一流企業做支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殊歷史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納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藍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建設一批產品卓越、品牌卓著、創新領先、治理現代的世界一流企業，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程中實現更大發展、發揮更大作用。”培育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中國企業加快做強做優做大的動力機制，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中央企業聚焦推進高質量發展，全面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是著眼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而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抓手。

在中央層面的戰略部署下，2019年1月，國務院國資委印發了《關于中央企業創建世界一流示范企業有關事項的通知》，選取了包括航天科技、中國石油等10家中央企業作為創建一流示范企業的試點，提出利用3年左右的時間有針對性地鋪開多領域綜合性改革舉措，重點探索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有效途徑。2020年，國務院國資委印發《關于開展對標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動的通知》（國資發改革〔2020〕39號）。同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明確指出要突出抓好“世界一流企業創建”專項工程，充分發揮專項工程的示范引領和突破帶動作用，要求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重點企業都開展對標世界一流的工作。在三年改革行動及對標世界一流行動收官后，2023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再次印發《關于開展對標世界一流企業價值創造行動的通知》（國資發改革〔2022〕79號），進一步將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核心任務定義為“完善價值創造體系，提升價值創造能力”，提出“通過價值創造，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根基更加強固”。

（二）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現狀

1.中央企業在《財富》世界500強排名情況

根據2023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7]，中國大陸（含香港）公司數量達到135家，其中國有企業共97家，包括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非金融類）數量為46家（加上招商集團二級企業招商銀行，則數量為47家），地方國資委管理的國有企業39家，財政部監管的金融類企業11家。加上中國臺灣地區企業，中國共有142家公司上榜，位居世界第一。自2014年以來，對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近十年入榜500強情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中央企業入圍的數量并無特別大的變化，數量平均為48家，約占中央企業總量的1/2。

數據來源：《財富》世界500強排名^[7]，作者整理

圖1 《財富》世界500強我國企業及國資監管中央企業上榜數量（2011-2023年）

表1 《財富》世界500強上榜國資監管中央企業排名（前200名）（2023年）

數據來源：《財富》世界500強排名^[7]，作者整理

2.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之路道阻且長

今日的中國經濟已經被增長成功的光環所籠罩。國內并不缺乏企業成功的故事，已經有相當一批優秀的中國企業實現了快速的跨越式發展，并逐步走向國際市場。但是，本研究認為，迄今為止，中國企業中躋身世界一流企業之列的大企業仍屬鳳毛麟角，如華為、大疆等，中央企業中暫無世界一流企業，成熟的跨國企業占比也并不高。

從世界一流企業角度而言，不論是以傲居世界500強前5名的中石化、國家電網、中石油等為代表的“巨無霸”，以中國華潤有限公司（成立于1938年）、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于1872年）等為代表的“百年老店”，還只是一批正在接近于世界一流企業，或正在加速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的大企業，或已經具備在全球市場的某一競技場上沖擊世界一流企業條件的企業。沒有證據表明其中的任何一家企業確信自身能夠在全球市場競爭浪潮中保持持久的領先競爭力。

筆者認為，中央企業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首先應成功建設為卓越跨國企業。而對跨國企業來講，衡量該企業的標準已經從企業的國內產品和服務能力轉變為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控制能力，包括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資源支配力、技術掌握水平等，其實質是從追求國內競爭優勢轉變為追求國際競爭優勢，反映的是企業的發展市場目標從“國內”轉變為“國外”。

與傳統的企業組織模式不同，跨國企業更強調多元化。這種多元化表現為在統一的品牌和企業的組織下，企業的業務領域多元化和資產分布國際化，對企業組織能力的評價也從產業規模上升到對所在市場和上下游產業的支配能力上。以此為目標，企業的發展戰略也經歷了多次調整，跨國企業的發展經歷了由追求規模到控制經濟的轉換過程，企業在發展前期通過自身豐厚的資源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以達到全球市場覆蓋，在完成市場覆蓋后，企業通過訂立技術標準，壟斷該領域的技術發展，并在全球推進其標準下技術的應用。同時，企業以技術標準為武器，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占領高端領域，并通過向全球輸出自身的觀念、理念、資本和技術，實現在該領域的統治地位，從而實現了在世界范圍內拓展勢力占據資源。資源向占據支配地位的企業不斷匯集，形成了企業發展的先發優勢，為企業和企業所在國家在該領域的支配地位的形成奠定基礎。對于目前經濟實力較弱的企業來講，要充分利用發展技術的“后發優勢”，在學習模仿借鑒的基礎上堅持自主創新，以現有支配地位的企業發展路徑為指引，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努力發展自身的經濟勢力。而在國家整體戰略下，發展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優勢已經成為眾多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內容。

跨國企業是中央企業是否能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的關鍵轉型節點，中央企業應結合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格局，運用資源、市場、政策等強項，積極推進資源整合，利用資本市場實施并購重組，提升國有經濟競爭力，主動參與國際競爭，參與國際市場的分工和協作，提升我國中央企業在重點領域產業鏈地位。

三、推進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任務

（一）宏觀層面“走出去”戰略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任務

1.順應“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開拓境外市場

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的蓬勃發展是“走出去”戰略的內在要求，也是“走出去”戰略的必然結果。同時，中央企業在面臨國內市場相對飽和與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境外投資給予了中央企業找到新獲利點的可能性。中央企業應以市場為導向，積極開發適合國際市場銷售的產品，逐步優化在東道國的投資領域和投資方式，逐步參與全球產業鏈開發；以合資、獨資、交叉持股等多種方式開展國際合作，降低合作國對中國投資的敏感度，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同時，中央企業應著眼于世界經濟的包容性增長，一方面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公平互利合作，另一方面應加強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第三方合作，完善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合作機制，構建發展合作新范式，加強技術交流和能力建設的合作，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2.貫徹“雙循環”戰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轉型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引進外資使我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也讓我國成為全球商品的制造中心。然而產業過度集中在制造業，造成產業重復投資、資源浪費等問題，嚴重影響經濟結構的整體發展。境外投資一方面可以將企業的研發、生產、營銷等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緩解國內過剩產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投資境外的優質企業，學習先進的研發技術與管理方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有效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從而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的轉型升級，以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央企業境外投資應結合各自要素資源稟賦，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優化產業和國別布局，與投資國或合作國之間形成優勢互補的、相對穩定的產業上下游銜接配套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提高產業鏈的韌性和競爭力。與投資國或合作國加強技術創新合作，形成跨國產業合作伙伴關系或區域性產業創新聯盟，推動產業業態和模式創新，實現互利共贏。

3.有效利用境內外資源稟賦，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央企業在境外投資活動中要充分發揮我國產業和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以國家利益和發展規劃為遵循，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個目標，圍繞企業長期戰略，著力建設長期穩定的合作渠道，積極發展符合投資東道國需要的生產和運營項目，樹立良好中國企業形象，扎實有序推進境外產業投資合作進程。境外投資決策則要注重項目的戰略性、成長性、帶動性、安全性以及可行性，保障項目良好有序推進。以能源資源行業為例，我國國內能源資源人均占有量低且消耗量大，資源相對短缺，同時我國近年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越來越大，中央企業可以通過投資國外資源性行業，合理有效地利用境外的自然資源，彌補國內資源的短缺，有效緩解國內資源、能源、土地、環境等多方面矛盾。

4.高效利用境外技術資源，提高技術競爭力

聯合國貿發會（UNCTAD）在2005年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基于對全球30個國家的152000家跨國公司的研究發現，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研發活動，對提高以專利申請來衡量的母國國內技術創新能力具有積極影響。因此，加快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全球公司戰略轉型，充分利用對外投資所帶來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將是提升中央企業未來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引擎”。中央企業應進一步加大海外投資力度，打造全球公司，激發企業運用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吸納全球技術資源，布局全球價值鏈，基于對國外技術的引進、吸收及消化所引發的二次創新，全面提升企業自身的創新活力和創新潛能。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徑選擇和各類創新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調整創新決策和組織模式，實現技術標準的提升，推進中國行業標準“走出去”，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全球創新主體。

（二）微觀層面“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和價值創造”戰略下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的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時中國政府開始鼓勵企業投資海外市場，以彌補內部資源的不足。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在得到提升，國家鼓勵企業投資境外，以促進經濟發展，從而使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發展迅速。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中央企業已經在境外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而且還在不斷發展。盡管部分中央企業“走出去”時間并不晚，且這些中央企業在國內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與市場份額，但境外投資仍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基建工程等領域，投融資、科技等相關領域業務涉足不多，兼并購、總集成項目模式相對較少，在跨國經營方面，普遍缺乏歐美跨國公司的先進管理策略、國際品牌知名度以及暢通的全球銷售渠道，因此在與歐美跨國企業競爭的過程中，往往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根據2022年9月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2022中國跨國公司100大及跨國指數》，2022年中國100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為15.59%，其中跨國指數排名位居前10位的中央企業分別為中國有色礦業（49.32%）、中國遠洋（41.08%）、中國海洋石油（33.21%）、中國中化（29.25%）、中國國際海運（29.14%）、中國石油（25.54%）、中國兵器工業（23.75%）、中國石化（19.27%）、中國鋁業（17.54%）、中國交建（15.69%）。而根據聯合國貿發會發布的《2022世界投資報告》，世界100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為62%，發展中國家100大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為48%^[8]?？梢娢覈髽I整體跨國經營水平遠落后于排名世界前列的跨國公司。而且，在國際化經營能力、國際市場卷入深度等方面，也還存在較大差距。一方面，中央企業國際化業務巨額虧損時有發生，國際化經營企業績效水平遠低于優秀跨國公司；另一方面，國際化業務的占比還很低，絕大多數企業離真正的國際化企業還有很長距離。

進行境外投資則有利于形成企業在世界經濟的滾滾浪潮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跨國經營能力，學習先進、科學的管理經驗的“倒逼機制”，提高中央企業的綜合素質和國際競爭力。一方面，中央企業需要通過建設世界一流企業行動，培育核心技術攻關、基礎學科研究、新技術集成應用，實現我國在國際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上的穩定、優化、延伸、重構，實現更高水平“走出去”，實現更高質量的境外投資和國際經營。另一方面，從長期發展看，實施全球范圍的資產配置是中央企業的重要選擇。中央企業的長期發展投資必須要和其長期發展戰略整體利益保持一致，通過將資產進行全球配置，中央企業能夠分散集中生產所帶來的外部風險，并獲得更為廣闊的戰略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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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3/content_5738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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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sac.gov.cn/n2588020/n2877938/n2879671/n2879673/c26508617/content.html. 

[7] 2023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EB/OL].財富中文網,2023-08-02.

https://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3-08/02/content_436874.htm.

[8]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M].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2:40.